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几周前，当我醒来得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重返白宫时，我感到很沮丧。这一次，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专业飞船撞击者埃隆·马斯克的帮助。在他们的合作关系中，有许多迷人的方面，其中之一是他们都喜欢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遗传学观点。特朗普是“赛马理论”的狂热拥护者，他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分享这一理论；他个人优越的信念根植于他的“好基因”。这是一个乏味的想法，但它直接反映了他对移民的有害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保护，不受外来者“坏基因”的影响。
与此同时，马斯克对遗传学也有自己同样令人困惑的看法，他充满了一种典型的弥赛亚情结。和他的一些科技巨头同行一样，他决心通过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来“拯救人类”，他相信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后代。如果不是因为特朗普和马斯克现在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权力，这一切可能都很可笑。他们的言论中都有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基因决定论：你是谁，你能取得什么成就，都取决于你的DNA。其他的都不重要。
问题在于，基因决定论对“主分子”的奇怪执着，令人恼火地无处不在。1953年，当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的结构时，他们将其誉为“生命的秘密”。200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宣称，人类基因组测序就像学习“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当然，科学总是具有这种令人兴奋的潜力；我不想抹杀任何人的科学兴趣。但我担心，在所有的兴奋中，我们可能会忘记DNA并不能定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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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领域，在市场营销中，人们对“DNA中有冒险精神”的汽车赞不绝口，或者在讨论一个足球俱乐部的“DNA”时，它已经成为从“特征”到“价值观”的一切代名词。将DNA和身份混为一谈的言论无处不在，有可能支持一些阴险的想法。这是马斯克和特朗普赖以生存的语言，使排他性政策看起来像是基于科学的理性决策。因为，如果基因决定一切，为什么还要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策操心呢？既然我们都是基因密码的产物，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和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呢？
在围绕遗传学和社会政策的辩论中，基因决定论的语言很容易把你引诱到一场不明智的“先天vs后天”辩论中。你知道这个争论：也许她天生就有；也许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但这场辩论完全忽略了大局：它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二元选择。事实是，人类天生具有需要良好环境才能茁壮成长的基因。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天性需要后天的培养。好的科学解释了这种复杂性，而不是将其简化为简单的二元。
基因决定论不仅使支持进步的社会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为暴力辩护，尤其是被极右翼分子用来为暴力辩护。2022年，纽约州布法罗的一名枪手将遗传学作为他发动种族主义大规模枪击案的部分理由。枪手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科学观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遗传学，还有环保主义，并将这些观点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阴谋论（如“大替代理论”）混合在一起。
现实世界的暴力可能再次从对基因科学的扭曲解释中出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危险的现实。那么我们如何阻止基因被武器化呢？这不仅仅是指出对科学的可疑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容易的部分。更难的问题涉及情感。为什么人们——常常被愤怒或恐惧所驱使——倾向于利用基因来为他们反动的政治意识形态辩护？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需要注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科学不仅仅是对事实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形式。正如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言，就其本身而言，它受到了“文化偷猎”的影响，即未经授权的借用和对思想的重新语境化。以“适者生存”为例。当查尔斯·达尔文和其他进化科学家使用这个短语时，他们对“最适者”的含义有一个特定的概念，他们指的是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但在更广泛的文化中，这个想法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最适者”只是“最好”或“最强”的同义词——这个短语经常被用来给偏执的想法披上科学的外衣。
有证据表明，一些极右翼人士正在追踪特定的学术领域，并在学术研究论文一出现就传播对它们的错误解读。一些科学家对这类活动非常警惕，他们现在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如何阻止遗传学被极端分子利用，而Cera等科学伦理组织也为此目的提供资源。
随着特朗普和马斯克等人物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以及“另类右翼”键盘战士帮助他们传播虚假信息，基因科学被迫走到了前线。尽管这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对于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问：“我的工作可能会被挖走，我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
乔纳森·罗伯茨是一名遗传咨询师和学者，研究健康不平等和基因检测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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