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爱尔兰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这场看似平淡的角逐背后，实则暗藏国家价值取向的深刻博弈。当候选人争相用”团结””和平”等安全牌替代思想交锋，当百年政党试图将总统职权重新塞回礼仪性的枷锁，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曾诞生罗宾逊、麦卡利斯等思想型领袖的国度，是否正在主动阉割自己的政治想象力？在精致平庸与不确定变革之间，爱尔兰人手中选票的重量，远超他们对下一个七年总统人选的抉择。
如今总统之职已沦为一场止损游戏。我们有一位无害的候选人，另一位则既可能造成伤害，也具备成就伟业的潜力。选择前者零风险却近乎零回报，选择后者高风险却可能收获真实回报。
我始终想起美国政史上两个本应被遗忘的政治人物的经典交锋。1988年副总统辩论中，年轻气盛的共和党人丹·奎尔面对资历质疑时辩称：”我拥有与杰克·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同等的国会经验。”老民主党人劳埃德·本特森当即反击：”参议员，我曾与杰克·肯尼迪共事。我认识杰克·肯尼迪。杰克·肯尼迪是我的朋友。参议员，您不是杰克·肯尼迪。”
当我们审视三位候选人（吉姆·加文仍在选票之列）直言”你们不是玛丽·罗宾逊，不是玛丽·麦卡利斯，更不是迈克尔·D·希金斯”时，这并非贬损。爱尔兰政坛这个标杆被设定得异常之高。三十五年来，选民始终选择那些能用辩才与激情让海内外听众沉醉的公共知识分子。
罗宾逊、麦卡利斯与希金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皆拥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希金斯在2011年胜选演讲中豪言”要打造思想型总统制”，在1990年罗宾逊获胜前这种抱负会被视为笑谈。但正如迈克尔·D所言，她们以不同方式确立了非凡理念——总统职权能够也应当”争取并捍卫话语空间”，让公民社会在日常政治的纯粹实用主义之外”培育理解、批判与提出替代方案的能力”。
这种理想易遭嘲弄——但正如斯威夫特在遗嘱中捐建精神病院时所言：”没有国家比我们更需要”。爱尔兰公共文化长期存在反智倾向，而当新总统制成形之际，主流价值阐释者天主教会正开始崩塌。于是爱尔兰以奇特而自发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仪式性职位以填补真空。
在凯瑟琳·康诺利与希瑟·汉弗莱的竞选宣言中，甚至未曾出现”思想”二字。她们心照不宣地认定迈克尔·D的”思想总统制”已死，转而兜售”希望””共同梦想””团结””和平”等概念。加文则始终停留在”致力凝聚国民并在海外推广爱尔兰”的层面。这些美好辞藻根本无法激发批判性思考。
我们面临的选项远比惯常的更为狭隘保守。这场选举实则关乎总统制本质的元命题：是否要让职权退回1990年前的状态？我们将在选票上决定是否将这个职位重新封存。
对共和党与统一党而言，这恰是求之不得的结局。须知总统职位对这两个内战老党堪称灾难区，正是此处让这对权力双胞胎的联合权威开始瓦解。他们对此耿耿于怀。
自1990年以来，共和党仅赢过一场总统选战——1997年助麦卡利斯入主总统府。统一党更是屡战屡败：1990年三强垫底，1997年五强中惨败，2011年七强中排名第四，2018年甚至放弃参选。这片政治疆域始终是永恒建制派无法掌控的例外。
推举加文与汉弗莱这类温吞候选人的目的，正是要将总统职权紧紧束缚在温和无害的牢笼中。作为唯一幸存者，汉弗莱提供的正是绝对安全——如果你想要艘永不倾覆、不刺痛良知、不激发思考的总统专机，她是不二人选。正如其强调的，她的最高抱负仅是”为海外爱尔兰企业开启商机”。
这场隐性交易昭然若揭：投票给汉弗莱，你可将总统制抛诸脑后直至2032年——遥远到都柏林地铁或许都已建成。
或者：你可以选择充满生命张力却暗藏风险的总统制——风险在于你永远猜不透它的走向。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康诺利本人时常展现的立场游移。
当她将今日德国政府与1930年代纳粹扩军相提并论时，她辩称并非暗示二者存在关联；当提及在暴虐阿萨德政权时期访问叙利亚由”我自费”时，她假定民众都理解这是”纳税人资助”；当表示要考虑聘用定强奸犯时，她解释当然不会录用性犯罪登记人员。
但康诺利确实能让总统府继续充当国家官方生活中的异质空间。总统府将继续与政府大楼形成制衡，成为容纳更广阔爱尔兰现实的场所。我们真的能承受失去这样的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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