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人工智能开始渗透法律行业，一场关于专业底线与科技伦理的较量正在法庭上演。新加坡这起律师因引用AI虚构判例被处罚的案例，犹如一记惊雷震动了法律界。在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这起事件揭示了令人担忧的趋势：法律从业者盲目依赖AI输出而疏于核查，正在侵蚀司法体系的根基。法官在判决中直指这种行为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可怕的是会动摇公众对法律职业的信任。当律师把法律研究交给算法，当判例库中混入虚构内容，我们不得不警惕：科技赋能若失去专业把关，终将反噬法治精神。这起案件对所有依赖AI的行业都是重要警示——工具永远不能替代人的专业判断与责任担当。
【新加坡爆款法治新闻】律师因引用AI生成的虚构法律依据，被法院判令向民事诉讼对方当事人支付800新元（约合620美元）的个人费用！这一判决给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法律从业者敲响了警钟。
在10月2日公布的判决书中，助理登记官陈玉清严正指出，向法院提交由AI生成的虚假法律依据，无论是否故意，“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她强调，律师这种不当行为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浪费了宝贵的司法时间，导致对方当事人为查证其行为而耗费不必要的资源”。
“更恶劣的是，这种行为破坏了公众对法律职业的观感。在公众眼中，他的行为可能给法律职业的正当性与荣誉，以及其作为新加坡司法守护者的角色蒙上阴影。”陈助理登记官补充说明，法院绝不会姑息此类不当行为。
这起引用AI虚构判例的案件，是由原告Tajudin Gulam Rasul先生和Mohamed Ghouse Tajudin先生对被告Suriaya Haja Mohideen女士提起的诉讼。
判决书未深入案件细节，但表明由于Suriaya女士未提交是否对两名男子的索赔进行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已对她作出缺席判决。
随后Suriaya女士申请撤销该缺席判决。
原告方由DL Law律师事务所的Lalwani Anil Mangan律师代理，被告方则由Adel Law律师事务所的Umar Abdullah Mazeli律师辩护。
在2025年6月提交的书面陈述中，Lalwani律师引用了一个所谓判例，但该判例在次日提交的原告法律依据汇编中“明显缺失”。
事后证实，这个判例纯属虚构。
陈助理登记官表示，她随即指示双方确保所有引用的法律依据都已展示。
对方律师随后告知原告律师，他无法找到这个虚构的法律依据。
2025年7月，原告律师在未征得法院许可的情况下，提交了修正后的书面陈述，用另一个法律依据替换了虚构依据。
陈助理登记官要求原告律师说明修改内容及理由。原告律师随后提交信函，对未寻求法院许可表示诚挚歉意，但称修改意图仅是因排版错误而更新文件。
他们补充说，在被告律师提醒其注意某个判例引用后，他们还发现了“文书错误”，包括段落编号错误和一个错误引用的案例。
在7月22日的听证会上，Lalwani律师向陈助理登记官解释，他提交修正文件是因为段落编号问题，且对方律师指出存在“错误引用”的案例。
对方律师接受原告律师可能无意中引用了虚构依据。
但他指出，原告律师“淡化了事件的严重性”，并强调这种错误与单纯的排版错误截然不同。
经法庭质询，Lalwani律师承认该虚构依据并不存在。他表示初始工作由一名初级律师完成，自己后来接手此案。
“那时我才意识到它并不存在，”他说，“我知道案例必须正确的要求。我无意误导任何人，因此特地进行了核查。初级律师完成的初始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
法庭指出原告律师行为的严重性，并强调核实向法院引用的所有法律依据是否存在是他们的责任。
经审议双方陈述后，法院最终驳回了Suriaya女士的申请。这意味着作为败诉方，她需承担原告方的费用。
然而，由于引用虚构依据的行为，陈助理登记官对Lalwani律师作出了个人费用令。
被告律师主张其当事人应获得费用补偿，因为为查找该虚构依据、首次提醒原告律师该问题及向法院报告情况，已耗费不必要的时间和成本。
但他未就具体索赔金额提出意见，交由法院裁定，并表示这是他首次遇到此类问题。
原告律师承认引用错误本不应发生，但辩称尽管该依据不存在，但其主张的法律观点确实存在。
发现错误后，他尽快修正并告知了法院。
当被问及是否使用了生成式AI工具时，Lalwani律师坦言：“很坦白说，初级律师很可能使用了AI应用程序，所以才出现了这个案例。”
“我知道有关在法庭事务中使用AI的实务指示，我们必须确保其正确性，”Lalwani律师表示。
应法庭要求，他指出了该初级律师的身份，但判决书中未披露姓名。
他说这名初级律师刚取得律师资格，经验尚浅，因此自己愿对此承担责任。
“最终，我让他退出了本案的陈述准备工作，”Lalwani律师说。
陈助理登记官指出，引用AI生成的虚构依据“可悲地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全球趋势，即法庭使用者过度依赖生成式AI工具来准备法庭文件，却未核实AI生成内容的准确性”。
她表示这种趋势在多个司法管辖区都有出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
在新加坡，法院对此类工具的使用保持中立立场，但使用者需对输出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陈助理登记官强调，法院必须通过对律师作出个人费用令来传递“明确信息”：引用AI生成的虚构依据，无论故意与否，“都不会被姑息”。
她指出原告律师的行为“不当”、“不合理”且“构成疏忽”。
他引用了一个AI生成的虚构依据，而简单搜索即可发现其不存在。陈助理登记官表示，这种违反关于法庭使用者如何使用生成式AI指南的行为，构成对法庭程序的滥用。
Lalwani律师在准备法律依据汇编时也未尽到应有勤勉义务，且对法院“不够坦诚”，试图“淡化其不当行为的严重性”。
她表示，更换依据看似是对错误引用的及时补救，但他在解释行为时“缺乏坦诚”，“反而表明他试图掩盖不当行为”，因为他最初将其描述为单纯的“文书”或“排版”错误。
Lalwani律师也未能主动披露该虚构依据由AI生成，仅在法庭询问时才透露。
陈助理登记官未采信将虚构引用归咎于某初级律师错误的说法。
“除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外，还必须强调，原告律师作为本案资深律师，有责任监督初级同事的工作，”她说。
“最后，律师必须认识到，虽然技术工具可以提升法律实践，但这些工具也有其固有局限性，”陈助理登记官指出。
“本次事件是一个严肃的提醒：每位律师都负有遵守职业责任的个人义务。律师将法律研究和起草书面陈述等任务委托给生成式AI工具，而不独立核实AI生成内容，这是绝不允许的。”
